文 ︱ 藝 衡

創新離不開政府與市場的共同參與，新型舉國體制也並不必然孕育在計劃經濟體制內，反而是為了克服部門條塊分割、組織性不足的弊端而設計的一種機制。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了完成重大戰略任務，也普遍採用新型舉國體制的機制設計。典型的案例如美國的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簡稱 DARPA）、日本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劃（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Circuit，簡稱 VLSI）、以色列的首席科學家辦公室（Chief Scientist Office，簡稱 OCS）等，均是以國家力量促進創新。國家力量不僅包括政府，還有科技創新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等等。

本文以美國經典新型舉國體制案例為切入點，旨在強調新型舉國體制並非一味強調其政府「有組織的創新」的功能，還需要在市場經濟體制機制改革和發展上持續推進，培育市場化的國家戰略力量，將新型舉國體制實施的市場經濟條件推向高質量。

美國新型舉國體制的典型案例與組織方式

舉國力量實施重大戰略，往往是為了在競爭中獲得優勢。DARPA是美蘇冷戰時期，美國為了在尖端技術領域對抗蘇聯而成立的機構。DARPA聚焦高風險、高回報技術研發，以確保本國在軍事領域保持領先地位。DARPA採取扁平化管理，只設立局長－辦公室主管－項目經理三個層級。其中，項目經理是整個研發支持網絡的核心，由背景多元化的頂尖科技人才擔任，職責包括甄選項目、招募團隊成員和把控技術細節等。在重大決策和研究經費的支出方面，DARPA 賦予項目經理高度自主權，並建立了糾錯容錯機制，以是否在項目期限內達到設定的任務目標作為考核標準。

DARPA科研項目多數具備實際的應用場景，DARPA 與企業展開深度合作：DARPA 通過為前期研究提供經費和運營支持，以保證市場化主體和科研機構參與的積極性，而企業的技術能力和財務能力也能幫助 DARPA分散研發風險。在此基礎上，DARPA實現了研究經費的高效利用：根據曹曉陽等人的觀點，DARPA的經費佔國家研究及開發（R&D）資金的不到 1%，佔國防部研究、開發、試驗及評估（RDT&R）預算的不到 4%。DARPA建立了包容失敗機制和糾錯機制，即使項目最終失敗，項目經理仍有可能獲得嘉獎，因為 DARPA將失敗視為技術的積累，相關的技術成果同樣可以外溢，並應用到其他的商業化項目裏面。在糾錯方面，DARPA建立了項目方案動態調整和及時中止等機制。

1993 年，「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計劃」（簡稱「NII 計劃」，又稱「信息高速公路」計劃）正式實施。通過國家主導、產業參與的舉國模式，計劃投資 4000 億美元。以信息傳遞處理、資源共享為目標，以計算機技術、網絡通信技術為基礎，以光纖、衛星系統為傳輸載體，建立跨越美國全境的大容量、高速度信息傳輸系統，實現政府機構、科研單位、公司企業等信息終端互聯。NII 計劃實施後，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代表的美國戰略性新興產業迎來爆發式增長。1993—1999 年，美國私營IT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從105.2 億美元快速增長到208.5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12.1% ；IT 類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在民企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佔比由9.7% 提升至11.5%；美IT產業GDP佔比達6.9%，上升1.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在NII 計劃執行中，IBM、英特爾、愛立信、諾基亞、微軟、甲骨文等一批產業企業脫穎而出、迅速崛起，確立全球科技龍頭地位。

美國國家戰略力量育成體系模式特色

從美國經驗來看，在科技自立自強市場主體培育中，美國從強政府向「強政府+強市場」轉變，借助國家重大科技計劃和解綁高校院所、聯邦實驗室等創新主體，加速創新成果產生和轉移，將創新支持重點從大企業轉向中小企業，創新政策重在促進共性關鍵技術突破、資助成果轉化、打造產學研合作網絡，形成對企業科技自立自強源源不斷的技術供應。

2009年，安尼什·喬普拉任美國歷史上第一任首席技術官，職責是促進美國政府進行技術創新。他總結政府開放創新的四個有效工具：開放數據、盡快召集、挑戰與獎勵、吸引人才。開放數據是讓公眾更多地獲取政府內部的數據庫中存儲的信息，不只是增加透明度，而是讓它以新產品和新服務的方式重新包裝，助力企業成長。盡快召集是指政府在創新中的重要角色，邀請私營部門一起協作推出標準，降低准入門檻，加大競爭力度，協同研發，以及促進行業監管等。挑戰與獎勵是建立更為廣泛的合作網絡解決具體問題，通過政策導向和政府採購導向，促進創新。吸引人才是招募企業家進入政府，形成技術型官員，支持構建戰略性人才力量，在短時間內創造突破性成果。美國逐步形成了以高校院所+聯邦實驗室為技術支點，撬動創新網絡服務企業育成的特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