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首席記者 梁 帆

中國「情緒經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這股為情感體驗付費的浪潮，正深刻重塑消費格局。作為國際都會，香港如何在這片藍海中定位自身？從老字號活化、工業旅遊，到「香港研發、灣區製造」的科技情感產品，香港正探索將獨特文化資產轉化為可持續IP產業的新路徑。本期專訪香港立法會議員黃永威，深入探討香港在情緒經濟浪潮下的機遇、挑戰與政策建言。以下是專訪全文：

記者：您曾建議優化BUD專項基金（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Dedicated Fund on Branding, Upgrading and Domestic Sales），以助力企業構建IP產業生態。在實務操作中，香港中小企業往往面臨「有創意但轉化難」的瓶頸。您認為，政府在資助審核時，應如何定義「情緒價值」或「IP潛力」，以確保資金能精準投放到有經濟潛力的項目中？

黃永威：許多中小企業向我們反映，它們並非沒有創意，而是缺乏將創意轉化為商業價值的資源和能力。從BUD基金的角度看，當前的政府資助配套比例是1:3。這意味着如果企業要投資十萬，自己需出七萬，政府資助三萬，這還沒算上申請流程和時間成本。但我更希望政府能將資助比例從1:3優化為1:2，甚至恢復早期的1:1，從而將更多資金導向IP開發。

關於「情緒價值」的評估，政府不應採用單一方法。我建議建立一個多維度評估體系：

第一，市場驗證維度。評估一個IP的商業潛力，可看其是否已獲得市場真實反饋，例如社交媒體的互動量、用戶討論度、復購率等，這些數據相對客觀。

第二，產業鏈融合度。一個好的IP不應僅是玩偶，而應能跨界至旅遊、零售、教育等多個產業。BUD審核時可參考企業是否已建立此類跨界合作模式。

第三，科技應用能力。我特別看重IP的科技賦能與轉化能力，例如核心交互技術的應用。科技與情感價值結合的項目，才具備長遠的爆發力。

综上，我的建議是：以用戶市場驗證為核心，以產業鏈整合為支撐，科技賦能可作為重要加分項，對此希望BUD基金在評估時能納入這些多元視角。

記者：您剛提到了情緒經濟的產業融合，並一直倡議構建大灣區IP生態，這是否意味着香港也應大力推動跨界IP？

黃永威：香港擁有豐富的文化資產，如電影、漫畫、音樂、老建築等，承載着獨特的歷史情懷。通過創新，可以將這些元素轉化為產品、地標或打卡點，進而孵化為有商業價值的IP。例如，海洋公園以大熊貓為IP，並與Hello Kitty等合作推出聯名產品。這就是「1+1>2」的效果，傳統產業藉助新IP找到新賣點，增加收入動能，也能更好地向世界推廣香港特色。這既是一種推廣，也是一種發展出路。

記者：你曾提倡香港可打造類似美國CES的大型消費電子展。面對深圳、東莞等城市的製造優勢，香港應如何在情緒經濟的產業鏈中，發揮「香港研發、灣區製造」的獨特角色？對於您曾提到的展品清關稅務阻礙交流的問題，具體應如何推動政策創新，實現真正的「兩地通辦」？

黃永威：這正是香港在大灣區產業鏈中的獨特定位，我稱之為「香港研發，灣區製造」。香港的優勢在於前端創新，包括IP設計、用戶體驗研究、品牌故事構建，以及通過國際化平台將情緒價值產品推向全球。深圳、東莞的優勢則在於強大的後端先進製造業、快速原型打樣和供應鏈整合。雙方是互補關係。

香港可以成為情緒科技產品的前端研發中心，例如開發AI驅動的陪伴機器人、沉浸式感官體驗裝置、個性化情緒管理應用等。這些產品的概念原型可在香港開發，驗證可行後，再依託大灣區的製造規模進行量產，從而將情緒產品從概念變成商品，從商品發展為產業。

關於清關稅務問題，關鍵在於促進研發樣品和展品的快速流動。我建議探索建立「綠色通關」機制，借鑑或參考國際經驗，為在香港研發、前往灣區生產的科技原型或展品，提供便利通關安排或簡化程序。例如，目前內地機器來港參展，運來費用低，但展後運回卻可能被徵稅，形成兩難。我們可推動在香港舉辦大型IP或科技展（如CES），並在大灣區配套舉辦機器人、無人機等體驗活動或賽事，通過政策創新確保展品、樣品在區內高效流通，降低協作成本。

記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也認同香港需結合中國文化，向世界展現文化軟實力。您認為香港在挖掘IP的情緒價值時，應如何避免與內地眾多城市同質化？香港該如何利用國際化優勢，將本地IP轉化為具備「資產屬性」的長線品牌，而非僅是「快消屬性」的短期產品？

黃永威：要避免同質化，關鍵在於超越「快消邏輯」。當前許多IP套路化，編個故事，做個盲盒或公仔，就結束了。這打造的是短期商品，而非持久資產。資產需要深度和持久的情感聯結。

香港需從兩方面着手：

第一，挖掘深度文化情感，而不僅是貼標籤。例如故宮、黑神話悟空、吉卜力或迪士尼，它們的成功不只因文化符號，更因擁有能與全球觀眾產生深層情感連接的故事。香港融匯中外歷史與國際視野，應善用此優勢，打造具有情感深度的IP敘事。

第二，強化科技賦能。香港擁有強大的科研實力，應推動將AI、AR、VR等技術從實驗室應用於IP體驗與設計，將「可看見的文化」轉化為「可體驗的文化」。這能形成差異化優勢。

從「快消」轉向「資產」，核心在於生態化與長線運營。這需要構建完善的IP授權生態，通過規範的跨界合作與授權經營，使IP成為可持續產生收益的資產。最後，利用香港的國際化優勢，探索將IP轉化為數字資產。例如，泡泡瑪特（POP MART）的成功，部分就在其IP的資產化運營。一個成功的IP衍生生態能創造巨大價值，這正是資產屬性的關鍵。

記者：您也曾提及推廣香港的工業旅遊，讓大眾重新認識香港工業的價值。這種傳統產業體驗化的做法，與情緒消費有何異曲同工之處？這是否可成為香港傳統中小企業在數字經濟、AI經濟浪潮下轉型升級的新路徑？

黃永威：工業旅遊與情緒消費，本質都是將功能性消費轉化為體驗性消費。工廠通常被視為封閉的生產空間，但工業旅遊的核心，是讓消費者以「參與者」視角，見證一個產品從設計、研發到量產的全過程。這種「見證」本身就在創造情緒價值，消費者購買的不僅是產品，更是參與感、認同感與背後的故事。這就像購買潮玩，拆箱瞬間的喜悅，或手作產品承載的匠心溫度。

工業旅遊對中小企業轉型價值巨大。我在議會中建議重點關注兩方面：第一，提升品牌知名度。香港本地工廠的產品質量其實很高，但許多外地消費者並不知曉。工業旅遊可直接建立消費者與品牌的對話和情感連接。

第二，成為數字化轉型的切入點。工廠在接待參觀時，需優化生產線展示、開發導覽系統等，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數字化升級的一部分。因此，工業旅遊不只是一個旅遊項目，更是中小企業切入數字經濟、實現品牌煥新的重要機遇。

記者：隨着AI戀人、情感傾訴等虛擬陪伴服務的湧現，市場監管成為新課題。內地消費者反映，「情緒消費」相關的投訴成為熱點，如誘導消費、潛在詐騙、隱私泄露、服務不透明等。您認為香港在推動情緒經濟產業化時，應如何在支持創新與建立有效監管之間取得平衡？

黃永威：這不是一個零和遊戲，可以通過「分級監管」來實現平衡。

第一級，對於一般消費產品（如文創潮玩），適用基礎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即可，重點保障產品安全、價格透明、廣告真實，為產品創新留出最大空間。

第二級，對於深度交互型情感服務（如AI伴侶、情感傾聽），因涉及個人數據與情感信息，需加強監管。我建議：第一，強制服務提供者明確告知用戶對方為AI而非真人；其二，建立嚴格的數據隱私保護標準，特別是對心理狀態、情感數據的使用規範；第三，建立便捷的投訴處理機制。

第三級，對涉及心理健康與醫療的商業項目，必須最為審慎。這類服務提供者及平台應具備相應專業資質（如註冊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註冊社工等）。同時需設立倫理紅線，例如禁止對用戶進行診斷、開藥，或利用用戶情緒弱點進行誤導性營銷。最後，必須建立轉介機制，當發現用戶有嚴重心理困擾時，能將其轉介至專業的心理健康服務。

總之，情緒經濟是一片藍海，但需要明確的「航標」與「紅線」。政府的角色不僅是鼓勵創新，更要為創新劃定保障基線，確保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在這方面，一些初期AI應用已為我們敲響了警鐘，需提前謀劃，建立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