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馬喜芳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

安世半導體事件，從一場成功的商業並購，戲劇性地演變為地緣政治對商業邏輯的強制“接管”。這起事件的復盤是中國高科技企業全球化進程中一堂代價高昂的“必修課”，它揭示了在半導體等戰略領域，商業規則正讓位於大國博弈。面對控制權易手的險局，中國企業必須超越傳統並購思維，構建涵蓋地緣政治研判、技術主權掌控與全球化韌性布局的新戰略能力。唯有如此，方能在日益複雜的全球棋局中行穩致遠。

安世半導體事件爆發的前因後果

安世半導體事件的根源，始於一場備受矚目的“蛇吞象”式跨國並購。為突破代工模式的利潤瓶頸，並深度嵌入國家半導體產業發展戰略，中國手機ODM巨頭聞泰科技於2018年啟動了對荷蘭安世半導體的收購。安世半導體前身為飛利浦核心半導體業務，是全球領先的汽車半導體IDM企業，其技術與客戶資源（涵蓋蘋果、特斯拉等全球巨頭）對中國產業升級具有關鍵意義。

經過耗資超330億元的三輪複雜運作，聞泰科技最終實現了對安世的100%控股，但也因此背負了沉重的財務壓力。這場成功的商業布局，旨在打通從芯片設計、制造到終端應用的產業鏈閉環。

然而，風雲突變。隨著2023年後美國聯合荷蘭、日本啟動對華半導體設備出口管制，地緣政治陰影開始籠罩。2024年底，聞泰科技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至2025年，美方新規更將其100%控股的安世半導體自動納入管制範圍。商業成功瞬間轉化為地緣政治風險。

危機在2025年9月全面爆發。荷蘭政府罕見地援引《商品供應法》，以“內部存在嚴重管理缺陷”“威脅到荷蘭及歐洲境內關鍵技術知識和能力的延續與保護”等為由對安世半導體實施為期一年的運營凍結，實質剝奪了聞泰科技的控制權。同期，荷蘭法院暫停了聞泰創始人張學政的CEO職務。這一系列行動，標志著東道國以“國家安全”和“技術保護”之名，對已完成的商業並購發起了直接幹預。

面對此局，中國方面迅速采取對等反制。中國商務部對安世半導體中國公司實施出口管制，精准切斷了其70%晶圓在中國的封裝測試環節。這一舉措立竿見影，觸及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敏感神經，最終促使荷蘭於2025年11月暫停限制措施，聞泰科技重獲控制權。事件雖暫告平息，但其間展現的商業、政治與供應鏈的深度博弈，已為全球企業敲響了警鐘。

安世半導體事件爆發的本質

安世半導體事件，表面上看是一場圍繞企業控制權的商業糾紛，但其本質，是全球化進程深度調整期一次極具象征意義的沖突。它超越了單純的商業並購，成為理解當前全球科技與政治經濟格局演變的一個關鍵切面。

首先，在微觀層面，這是地緣政治對商業邏輯的強制性“接管”。事件最為顯著的特征，是一國政府依據其國內法律，直接幹預一家已完成並購的跨國公司內部治理。這標志著，在半導體等戰略敏感領域，純粹的商業理性——如資源配置、技術整合與市場效率——已不得不讓位於以“國家安全”為名的地緣政治考量。中西方國家科技博弈的宏大敘事，就這樣穿透公司壁壘，具體化為董事會裏的投票權爭奪，實現了政治力量對商業規則的局部“替代”。

其次，在中觀層面，揭示了全球供應鏈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優先”的結構性變遷。風波的核心爭奪點，並不僅限於安世半導體本身的股權，更在於其對英國紐波特晶圓廠等重要資產的控制。這清晰地表明，關鍵產業的供應鏈已成為國家間博弈的“新邊疆”。以往基於成本與效率的全球化分工體系，正被一種強調“治理主權”和“供應鏈主權”的新範式所沖擊。西方國家通過強化對關鍵技術節點的掌控，旨在構建排他性、小範圍的安全聯盟，從而導致全球供應鏈體系出現深刻的結構化裂痕。

最後，在宏觀層面，該事件反映了全球科技秩序主導權與話語權的激烈重塑。西方主導的“中國崛起頂峰論”、“投資環境惡化論”、“中國外資撤退論”等敘事，並非孤立輿論現象，而是這場秩序重塑的配套話語工具。其根本目的，在於汙名化中國的發展環境，阻礙資本與技術向中國流動，從而延緩中國在關鍵科技領域的攀升進程。因此，安世事件不僅是中美之間的技術控制權之爭，更是圍繞科技發展權、規則制定權與國際經濟秩序再平衡的全面博弈。這一風波將全球科技領域“霸權維護”與“發展權爭取”這一核心矛盾公開化、具體化，預示著一個更多摩擦、更多幹預的國際商業新常態的到來。

安世事件對中國企業

開展跨國並購的啟示

安世半導體事件的波折，絕非孤例，而是中國高科技企業全球化進程中一堂代價高昂的“必修課”。它警示我們，在逆全球化暗流與科技博弈加劇的時代，舊的並購邏輯已然黯然失效。中國企業要想在全球市場中行穩致遠，必須從根本上構建一套更具韌性、更富遠見的新戰略範式。

啟示一風險認知升維：從商業盡調到地緣政治盡調

傳統的跨國並購風險評估，聚焦於財務、法律與市場。安世事件表明，地緣政治風險已從“或有風險”升級為“必查風險”。聞泰科技對安世的收購，雖完成了商業和法律上的完美操作，卻未能充分預判數年後面臨的、以“國家安全”為名的追溯性政治幹預。這要求中國企業必須：

建立政治生態掃描能力：在並購前期，不僅評估目標企業的技術價值，更要將其置於中美乃至全球科技競爭的宏大棋盤上審視。對於半導體、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敏感行業，需對東道國的政治風向、關鍵部門的政策傾向、以及潛在的反制措施進行前瞻性模擬。

制定“最壞情形”預案：並購方案中必須包含地緣政治風險的應對預案，包括可能的審查延期、條款變更、甚至交易終止的代價。正如紐波特晶圓廠案例所示，即便並購完成，資產控制權也非一勞永逸。企業需評估自身在極端情況下的損失承受能力，並通過法律、保險等多種工具進行風險對沖。

啟示二控制權深化：從股權控制到技術與供應鏈的自主可控

安世半導體事件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股權控制僅僅是起點，而非終點；只是“入場券”，而非“保險箱”。真正的控制權體現在對公司戰略決策、核心技術資產與關鍵供應鏈的實質性掌控中。為避免“投而難控，控而難整”的困境，企業應：

牢牢掌握核心“硬資產”：一方面，將研發、關鍵生產線等核心環節布局在國內，是確保風險可控的基石。這並非走向封閉，而是構建一個即使外部環境惡化，也能保證核心業務連續性的“安全內核”。另一方面，通過在國內建設先進的研發中心和生產線，能夠更有效地吸收、消化並創新收購來的技術。

實現技術的深度內化與反哺：中國企業必須牢記，並購的最終目的不是財務投資，而是能力獲取。必須在整合期內，建立高效的知識轉移機制，讓海外技術深度紮根於國內研發體系，形成“海外前沿突破”與“國內大規模應用與迭代”的雙循環，最終反哺並增強中國母公司的全球技術領導力。

啟示三戰略格局重構：從單一據點收購到全球化多元化布局

“孤注一擲”的單一市場依賴，在高度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中無異於一場豪賭。 安世事件的終極啟示在於，中國企業的全球化不應是“攻占一個堡壘”，而應是“構建一張堅韌的全球網絡”。

構建多元化的“去風險”生態：在可能的情況下，通過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進行布局，分散地緣政治風險，而不是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這需要企業具備全球視野，在關系更穩定的區域建立合作夥伴與備份產能，增強體系韌性。

完成從“買家”到“夥伴”的身份蛻變：在並購後的整合中，著力將自身塑造為本地經濟的“貢獻者”與“利益攸關方”。通過保留就業、持續投入研發、與本地產業鏈深度融合，贏得東道國的社會認同與政治信任，為企業在風暴中贏得至關重要的緩沖空間。

總之，安世半導體事件用一個相對完整的周期證明，大國博弈下的全球科技競爭，已從單純的技術競賽，升級為涵蓋戰略預見、運營控制與全球布局的“系統性能力”之爭。過去那種依賴於資本和商業智慧的並購模式，須讓位於一種融合了政治智慧、技術主權與生態構建的“韌性全球化”新思維。這不僅是風險的規避，更是未來全球產業領導力的真正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