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上善

1 深圳二次創業（1992-2011）：技術驅動創業

2.1 學習與模仿為創業積累經驗

1992年鄧小平南方視察過後，一股全方位改革開放的巨浪在中國各地迅速興起。上海浦東崛起，珠江三角洲“四小虎”快速發展，環渤海、中西部加快了奮起直追的步伐，許多地方吸引外資的力度比深圳還大，這讓深圳感受到了壓力，時任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也開始思考深圳的新航向。

1994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視察深圳，要求發展特區新優勢，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增創新優勢”的突破點該選在哪裏？厲有為認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是一個最佳切入點和突破口。

數據顯示，從1990年到1994年，深圳GDP從144.82億元增加到560億元，年均增長31.7%；出口貿易總額從29.96億美元增加到183.09億美元，年均增長26.9%，自1993年起居全國大中城市之首。地方預算內財政收入由21.1億元增加到74.4億元，年均增長44.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由66.76億元增加到221.14億元，年均增長34.9%；全市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由1.22萬元提高到3.57萬元；工業經濟效益綜合指數由108.3上升到145.1，高出全國48%。

1994年，深圳“三來一補”企業達到了近8000家，從業人員有100萬人，實現了經濟特區一半以上的工業產值。但繁榮的背後，深圳也面臨一些新情況、新問題。

首先，當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化，深圳的發展越來越快，經濟特區實施的優惠政策，除了所得稅的稅率繼續保持15%外，其餘的優惠政策，或者已經成為全國的普惠政策，或者已經逐步被取消。因此，經濟特區的政策優勢逐步在消失。

第二，發展過快所導致的經濟結構上的問題也逐漸凸顯出來。數據顯示，從1992年到1993年，深圳的第二產業發展速度下滑，且落後於全國平均水準。工業投資的比重，只佔深圳市固定資產投資和社會總投資的百分之十幾，後勁乏力。產業結構升級比較慢，經濟特區成立之初，工業上扮演主要角色的是“三來一補”加工貿易企業。它們曾經帶來了投資和就業，但基本上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這種企業技術含量低、污染嚴重、安全隱患多。深圳建立經濟特區伊始，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吸引來的投資商中不少是低端、附加值低、粗放型、污染環境的企業。例如小電鍍廠、小化工廠、小印染廠等，僅蛇口一小塊地方就有五十多家小印染廠，生產中產生的“三廢”嚴重污染環境。時任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到蛇口調查時發現，當時，僅蛇口一帶就有30多家小印染廠，已經把葵涌鎮的白海灘全給染黑了。厲有為認為，這對深圳未來的發展是很不利的，這些企業只有兩條出路，要麼轉型升級、要麼徹底淘汰。深圳沒有豐富的礦產資源；沒有現代工業的厚重基礎；更沒有深圳本土建立的知名高校與國家級研究機構。若在未來的發展中，深圳的產業結構依然將重心偏向於“三來一補”式的加工貿易，那麼深圳的競爭實力將會日漸式微。

1993年，深圳的國內生產總值只相當於香港的4%左右，財政收入是香港的4%左右，所以唯有盡快地調整深圳的產業結構，以科技創新為發展重點，才是深圳的未來所在、光明所在、前途所在。但彼時的深圳，房地產大量積壓，建成的樓房空置350多萬平方米，在建的面積還有近500萬平方米。建好的房子賣不出去，擠壓佔用資金近400億元，成了經濟上的一個包袱。另外，股票市場低迷，1992年“8·10”事件之後兩年半的時間裏，深圳證券交易所每天交易量只有一兩億元，股票的價格已經跌到上市企業的固定資產淨值。股票市場如此低迷，不僅使得深圳各銀行的頭寸短缺，資本市場的低迷也使得金融業無法承托住產業結構調整這一重大變化，這同時也給深圳的廣大股民在經濟上和精神上造成了很大壓力。

針對以上問題，1995年，時任市委書記厲有為在黨代會上作的關於“二次創業”的報告中提出：第一次創業為深圳經濟特區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第二次創業則需要將重點放在產業結構優化的問題上，高新技術產業、金融業、高端服務業齊頭並進相互承托，同時，不能以環境為代價只求發展，只有這樣才能讓經濟充滿活力；另外，二次創業還提出建設龍崗大工業區，計劃把原經濟特區內的主要工業遷到坪山，原經濟特區內主要發展金融、貿易、第三產業服務業。旨在完成由“三來一補”、加工貿易為主的產業結構向電子資訊、生物技術、新材料產業為重點的高新技術產業轉型，初步建立起現代產業體系；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皆不放鬆，實現二者建設協調發展。到2010年，把深圳建設成現代化國際性城市。

然而要調整產業結構，必定會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有一定阻力。剛剛脫貧致富沒幾年的村民們，無法接受政府“突如其來”的政策調整。深圳的第二次創業很難推行下去。在厲有為不知情的情況下，“這不是改革，這是在侵犯村民的利益”，當時一些村主任聯名寫信，向省委、省政府和其他機關反映，認為產業結構調整、淘汰落後企業的做法是公然侵犯村民利益，因此要把厲有為趕走 。

厲有為在大會上被點名批評，侵犯村民利益，破壞安定團結。但是作為改革者、探路者，深圳必須奮不顧身。他向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匯報了深圳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招聘科技人才的做法和想法，並說明不淘汰落後和低端企業，不但深圳不可持續發展，而且環境也承受不了。

為了了解真實的情況，時任廣東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鍾陽勝按照省委要求，帶隊到深圳做調研。鍾陽勝經過調查之後，認為厲有為的做法是對的，而且必須這樣做。就連珠江三角洲，還有全省都應該這樣做。省委書記謝非仍然放心不下，他要親自來深圳看一看，當在深圳走訪了兩天，並調研了“三來一補”企業與高新企業，他表示贊同厲有為的觀點，並決定推廣深圳產業結構調整的經驗，且在深圳召開全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現場經驗交流會 。

1996年，深圳公布了經濟特區最新的城市規劃方案，《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南海邊的深圳，將成為一個“以高新技術為先導的區域製造業生產基地”。同時，為解決中小科技企業融資難問題，厲有為還倡議建立資本服務體系，成立了深圳市高新投集團有限公司，推動企業通過上市融資，對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從1978年開始的“三來一補”，到1996年的高新科技產業規劃，18年光陰的流轉之後，數千家中小加工企業被關閉，改革場上的第一場盛宴，就這樣拉上了帷幕。彼時的深圳由“三來一補”轉向模仿型生產製造，出現了“山寨”經濟現象，深圳開始初步具備供應鏈生產能力，這一階段的創業可概括為模仿型創業，即模仿已進行並取得創業成功的企業進行創業的活動。此時的深圳創業建立在對一些新創企業的經營模式、專業技術有一定的了解的基礎上，進行了可行性分析後，認為自己也具備相關條件，同時，深圳存在潛在市場與市場機會，FDI技術溢出和管理溢出，亦催生了深圳創業者的模仿創業。以外資企業為標杆，借助豐裕的勞動力市場，實現資源的快速配置和組合。這對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在當時，村民不太理解，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但如今看，這個方向是正確的，現在大家都是獲益者。

1995年，深圳市在“八五”計劃中明確制定“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先進工業為基礎，第三產業為支柱”的產業發展戰略。特區的第二次創業，其實也是“第二次產業升級”，把高新技術產業作為第一增長極點，一把手親自抓，這是特區當年“第二次創業”成功的“密鑰”。深圳灣畔造“矽谷”。1996年9月深圳市高新區落地，深圳賦予了它大規模、高效益的高新技術產業研發生產區等重要定位。這是深圳從這次轉型之路上，最為外界熟悉和稱道的重要一步。其成立3年後，就成為科技的高產田，躋身國家重點高新區行列，與北京中關村、上海張江等國家高新區並駕齊驅。

1998年，深圳全市GDP較1997年同比增長14.5%，工業生產總值同比增長18.5%，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同比增長19.19%。高新技術產業已儼然成為當時深圳經濟第一增長點，並助力這座城市成功抵擋住了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

2.2 重視技術創新為創業夯實基礎

1999年10月，深圳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又一里程碑——首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在深圳舉行，“中國科技第一展”就此誕生。首屆高交會見證了特區“第二次創業”中創新的力量，也成就了業界許多佳話：在鐳射生產領域剛剛嶄露頭角的大族鐳射，獲得了1000萬元的大訂單；正在運營資金發愁的馬化騰帶着商業計劃書推銷QQ的前身OICQ，拿到了騰訊發展史上最關鍵的一筆風險投資……

2001年，深圳又提出構築高新技術產業帶，十年再造一個深圳。伴隨中國加入WTO，一批海歸帶着技術回國創業，深圳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嵌入更加深入，新型研究機構快速發展，創業者通過消化吸收和再創新，實現了技術驅動的創業浪潮。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和改革的試驗田，深圳進一步認識改革開放的偉大意義，經過“第二次創業”，一步步成為中國科創的重鎮，跟上世界經濟，融入到世界經濟的循環體系之中，成為全球供應鏈上的重要節點。

加工製造業的高速發展給深圳打下了雄厚的工業基礎，但經濟快速發展中形成或遺留下來的問題，也開始暴露出來。2004年，深圳總結出四個“難以為繼”問題，即土地空間難以為繼；能源、水資源難以為繼；勞動力難以為繼；環境承載力難以為繼。在資源約束下，深圳提出了從“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轉變的重大戰略決策，謀篇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開始從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轉型，實現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這8年間，在“深圳製造”邁向“深圳創造”進程中，深圳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數字電視、通訊設備製造、平板顯示、生物醫藥、醫療器械、軟體產業集群六個發育形態較成熟的高新技術產業群，並在全國率先出台生物、新能源、互聯網三大新興產業的振興發展規劃和政策 。截至2012年，深圳民營科技高新技術企業累計達2583家，佔全市高新技術企業總數的70%以上，華為、中興、比亞迪等以及具有核心技術位居產業鏈關鍵環節的中小企業型群體崛起，專業化分工和協同創新體系初步形態。深圳一直保持較高水準的研發投入，2012年深圳研究與開發投入佔GDP比重達3.8%，高於美國的2.8%、日本的3.3%和韓國的3.7%，約是全國平均的2倍。這使深圳工業結構躍上了新台階，走上了新型工業化道路，實現從“深圳製造”到“深圳創造”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