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戴肇洋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國政基金會財經顧問

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台灣地區整體出口表現不佳，其中關鍵是對中國大陸與中國香港(簡稱陸、港)市場出口金額的佔整體出口金額的比重，從2020年的43.9%創下新高，逐年下降為2021年的42.3%、2022年38.8%至2023年的35.2%，今年首季佔比更下降至30.8%，創下過去20餘年以來對陸、港市場出口佔比的最低。此一現象，讓台灣地區立場較為“偏綠”的學者專家藉此透過許多場合指出，近年以來台灣當局推動“新南向”、“新東向”在內布局全球多元市場，以及鼓勵赴陸投資台商在降低成本及分散風險考量下“回流台灣地區”或“移轉他國”，重新打造生產基地策略，已達到避免出口過度依賴陸、港單一市場之目的。

此外，部分學者專家甚至以“台灣地區對美國市場出口的佔比持續成長，從2017年的11.7%上升至2023年的17.6%；尤其今年首季出口佔比更是達到22.3%，如果加上首季台灣地區對東協市場出口的佔比20.2%，兩個地區共計42.5%，與2021年台灣地區對陸、港市場出口之佔比42.3%相同”為依據，說明近年以來兩岸產業正在脫鈎，讓台灣地區出口市場的“騰籠換鳥”策略已經初步奏效。

兩岸貿易變化必須多元解讀

不過，檢視上述立場較為“偏綠”學者專家論述卻又發現，其在分析台灣地區出口市場結構上，並非從“背後”涉及的產業轉型、供需型態、價格競爭、地緣政治等頗為複雜因素變化加以探索，而是以“表面”呈現之貿易份額或市場佔比等較為單純數據動向逕自判斷，甚至認為兩岸產業正在脫鈎，根本與實際的狀況背離。也就是說，台灣地區從2021年起對陸、港市場出口的佔比持續衰退，必須從多元的角度解讀，始能找出真相。

先從台灣地區海關對陸、港的出口統計資料觀察，從1992年的僅有155.1億美元、2000年358.7億美元、2008年999.8億美元，至2020年的1,514.5億美元創下新高，因新冠疫情影響而大幅下降；2023年隨着新冠疫情緩和，台灣地區對陸、港的出口恢復常態，儘管金額重返之前水平達到1,522.5億美元，佔比卻下降為35.2%；然而無法忽略的是，依據2021年台灣方面五年實施一次“工商普查”資料顯示，在製造行業營收中，來自三角貿易收入佔比，由2006年的25%上升至2016年的37%；其中，集中於中國大陸生產的佔比，至2016年時已上升至88%，說明兩岸在產業分工架構下，更進一步帶動“台灣地區接單，海外生產”三角貿易正在扶搖直上。

再就台灣地區對陸、港的貿易順差分析，從1992年的129.6億美元、2000年274.1億美元、2008年670.6億美元，成長至2020年高峰的913.1億美元。之後，受到新冠疫情波及略為下降；不過，隨着新冠疫情緩和對陸、港的出口重返水平，2023年貿易順差達到805.5億美元。不過，依據中國大陸海關總署所公布的資料，近年以來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地區是台灣地區，其中2023年高達1,308.64億美元。此意味着，在中國大陸實施經濟改革市場開放政策後，陸、港是台灣地區的最大出口地區，而且台單方長期享有貿易順差；亦即台灣方面若沒有陸、港市場需求，則勢必呈現巨額貿易逆差。

兩岸產業長期存在關聯效應

儘管兩岸海關統計基礎略有差異，然而這些資料卻又值得更進一步探索。如果以去年兩岸貿易為實例，依據台灣方面海關資料顯示，台灣地區出口中國大陸(不含香港)1,211億美元，相對中國大陸海關資料顯示，來自台灣地區進口2,380億美元，是台灣地區的2倍，若將台灣地區對中國香港出口的311億美元納入，仍然少計858億美元，其差異的癥結是原產地認定。亦即台灣地區許多中間財產品先出口其他國家加工，再進入中國大陸，此時中國大陸海關以原產地的角度認定，因中間財產品製造階段屬於台灣地區，而將上述其他國家加工出口的產品納入來自台灣地區進口。此一統計模式說明，台灣地區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超過台灣方面官方所公布的出口資料，其背後反映的現象是，兩岸產業關聯頗為密切、並未脫鈎。

毋庸置疑，中美爆發貿易爭端，接着新冠疫情突如其來干擾，加上俄烏戰爭未熄，正在衝擊全球產業供應體系，讓部分前往中國大陸投資的台商在降低成本及分散風險考量下“回流台灣地區”或“移轉他國”。俗云：“最壞的時期，仍然存在賺錢之機會”，其實從過去以來台商前往中國大陸的投資脈絡觀察，除了全球經濟潮流之外，與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頗為密切。亦即此一期間台商隨着中國大陸產業轉型不斷調整經營策略，逐步深耕其內需市場，進而直接加入在地供應體系。這些現象從台灣地區“工業總會”近年數次對在陸投資台商的經營調查中，超過七成以上業者表示，在拓展其他國家生產基地的同時，仍然因應中國大陸產業轉型持續深耕在地市場，可以發現其端倪。

台商加速與陸企的“重新整合”

亦即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從1980年代的傳統產業外移廣東珠三角從事“三來一補”，接着北上轉往長三角、京津冀地區，至2000年之後的科技產業投資中國大陸，同時加速與在地供應廠商之合作，進而帶動長三角為全球筆電、數位相機、電子零組配件等產品出口的群聚地區。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隨着中國大陸加速內陸開發，以及因應經濟升級，台商除了將經營範圍延伸至服務相關產業之外，更進一步尋求與陸企進行“重新整合”的同時，分享中國大陸經濟政策調整所衍生的紅利。

在此同時，更加值得台商重視的是，中美兩國爆發貿易爭端之後，面對美國採取全面管制、圍堵之下，中國大陸經濟歷經高速奔馳40年之後正迎接着前所未有升級壓力，不但不願、更不希望淪為過去以來扮演世界工廠角色，利用中美貿易戰延燒，配合全球許多重要產業供應鏈重組機會，加速推動傳統勞力密集產業轉型，以及聚焦“高精”尖端產業技術研發，以降低部分中間財或關鍵原材料的過度依賴進口；同時，藉此推動新能源汽車、鋰電池、低軌衛星、航天等領域發展。

很顯然地，在地理位置接鄰關係下，兩岸產業歷經40餘年往來已發展頗為緊密難以脫鈎的合作型態，長期以來陸、港是台灣地區最大的出口市場、佔出口的三成以上。此一事實，與其說台灣地區出口市場騰籠換鳥策略開始奏效，不如說兩岸產業在國際經濟情勢劇變衝擊下，正在尋求創新重新整合模式。畢竟，中國大陸是全球重要的生產基地與消費市場，尤其許多產業供應體系完善、效率頗佳，其他國加在短期內難以替代。此對台商而言，面對中國大陸產業加速轉型，未來如何掌握機會，將會是今後能否參與其市場競爭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