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本刊首席記者 納婕謐

潘耀明，中國香港作家、編輯家、出版家。香港文學館館長，明報出版社、明窗出版社及《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顧問，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會長。

採訪潘耀明先生那日是個陰雨天，灣仔的人們一如往常的履行著生活的義務，鬧著笑著。行人步履匆忙，來不及欣賞綿綿不絕的細雨帶來的風景，在無意識中錯過了與秋的相逢。我也一樣，因走錯了路，在著急忙慌中來到了他的辦公室，以氣喘吁吁的方式開始了這次訪問。

這裏很安靜，擺放著許多書籍，也有許多作家組織頒發給他的任職信，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會長，這些都是他的身份，明報總編輯，當然也是眾人熟知的頭銜。可如今他淡化了所有過去這些，更願意人們稱呼他一聲，潘館長。什麼館？香港文學館。

他等這個館等了快20個春秋。2004年，香港作家聯會發起“香港必須建立香港文學館”的倡議書”，共三十四人簽署。其後，潘耀明先生作為籌建召集人，多方奔走呼呼，2018年他致函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建議在西九建立香港文學館。

信中他寫道：“文學館藏不僅是文化人聚腳的地方，還是普羅大眾接受文學教育與人文之美薰陶的地方，可以讓更多的人認識香港文學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和與中華文化不可割裂的關係，並透過文學推廣香港的文化，瞭解香港的社會嬗變及歷史經驗，感受這個都市的獨特創意與文化品牌。”

數日後，他苦等的回信來了，卻沒為他帶來好消息。

四年後，他又致函候任特首李家超，希望他支持建立香港文學館。

這次的信裏多了一些無奈，甚至有些哀求，他在信中形容香港文學就像一個孤兒，來自社會和政府的資源很少，長期不被關注，基本上是處於自生自滅的孤立狀態。至於建立文學館的意義和重要性，他的闡述則是一如從前。

這次他的禱告有了迴響。今年5月，香港文學館順利開幕了。到這時，當年一起簽署建館倡議書的朋友們已經去了十三個。他說，“建立香港文學館這條路很悲壯。”

好在終於是辦成了。雖然爭取到的辦館面積僅有2000平方尺，遠不如廣東文學館的18000平方尺，但香港文學終歸有了自己的家。

回憶起這段過往，他依舊有些意難平，“一直以來，政府在文化發展方面有些急功近利，重視表演藝術，但不重視表演藝術背後的來源——文學。每年政府給電影和表演產業兩個億的支持，可給文學發展的僅有900萬。電影、音樂這些藝術形式的受眾廣泛，舉辦一場演唱會，很容易就引起轟動，但文學比較小眾，舉辦活動應者寥寥。要培養出一個文學大家，需要適宜的土壤，還需要時間的堅持。”

錯失的歲月也給他留下了無法彌補的遺憾，許多文學家的第一手資料沒法留存，設想的口述歷史很多只能通過他的子女、親人、朋友來陳述。較小的場地面積也使他無法實現進行館藏工作的願望，只能通過電子化的形式對文學家的手稿、資料進行保存，就如張愛玲許多珍貴的手稿如今都堆放在她朋友宋淇先生的兒子宋以朗家中，這位保存者如今也已70多歲的高齡，面對着滿屋堆積如山的寶貴資料，也有些彷徨。而香港文學館限於場地狹小，只能將之電子化處理。

他們與香港文學

張愛玲一生曾三次來到香港，香港的氣味从此就縈繞在她的筆下，沒有香港，就沒有《傾城之戀》和《第一爐香》，她是一位典型的南來作家。像她這樣的南來作家還有很多，蕭紅的代表作《呼蘭河傳》就是在尖沙咀的住所裏寫就。就連金庸先生，也是不折不扣的南來作家。

而文學館的一大任務，就是對這些給香港文學帶來深遠影響的南來文人的香港寫作及相關文獻資料展開搶救式發掘保護，這正是潘耀明先生願意終生奮鬥的事業，“這些南來作家在香港文學中占主導地位，但對他們的研究還不夠充分，政府也不夠重視。透過他們的故事，我們可以清晰的瞭解到，香港文學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現在文學館的籌備事項已告一段落，我未來的工作重心就是撿起這段歷史，整理好手頭的資料，我還希望能成立南來作家展覽館，更好的記錄和講述他們的故事。”

另一方面，香港的本土文學則是在上世紀60年代迎來了蓬勃發展，據潘耀明先生回憶，那時很多中學、大學裏都組織有文學社，粗略估計巔峰時期有高達一千多家。以倪匡為首的科幻小說家們，盡顯風流；依達、亦舒等新一代的言情小說家在文壇初露鋒芒，一時間，香港文化界人才盡出，好不熱鬧。

到了今天，香港文學卻顯得有些沉寂。潘耀明先生直言，現代人對於文字的掌握和運用能力大不如前，文學素養普遍降低了。人們十分強調理性，不太重視感性，而文學恰恰是感性之至的產物。

面對文學發展青黃不接的現狀，潘耀明先生急在心中，為此，香港文學館特意留出空間開設兒童閱讀室展開各類文學活動，組織“流動書車”走進校園，將文學的種子播撒在孩子們的心田。另外，潘耀明先生還親自聯絡中國作家協會下的魯迅文學院，與之聯合開立作家培訓班，同時和港大、港中大、港都會等高校展開合作。

文學是文化的靈魂

為什麼守護文學如此重要？潘耀明先生沉吟片刻後答道：“文學是文化的靈魂，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所。”

之所以有如此深刻的感慨，與他自己的人生經歷分不開。

初來港時，潘耀明先生家境貧困，家附近的社區閱讀室成了他唯一可以娛樂放鬆的所在，在那里，他得以忘卻現實世界困苦的所有，一心癡迷在文學家們創作的綺麗世界中，那種安慰是深入骨髓的、真實的，於是他成年後自然而然進入了出版領域工作。

後來世事變化無常，政治動亂讓他和他自小仰慕的文學家們有了相遇的機會，他冒險為困於白色恐怖的台灣作家發表作品，幫助文學家在香港出版難以在內地發表的文集；拜訪尚未平反的艾青、為病床上的冰心送上一束玫瑰花，無微不至的在感情和生活中幫助他們，經年累月，從他們的仰慕者變成了他們的朋友，他說：“我願意為他們做好服務。”

到採訪的尾聲了，潘耀明先生緩緩起身，一直送我們到電梯門口，這時他突然開口說外面好像下起雨了，忙讓助理為我們拿一把傘，他如此周到的體貼，令我們都十分感動，如此這般，只有他了！

前半生，文學滋養了他，後半生，他用盡所有成立香港文學館，以這樣的方式回報文學，將自己化成一把傘，這把傘，守護文學的書寫者，更為香港文學的未來撐起一片天。

採訪潘耀明先生那日是個陰雨天，灣仔的人們一如往常的履行著生活的義務，鬧著笑著。行人步履匆忙，來不及欣賞綿綿不絕的細雨帶來的風景，在無意識中錯過了與秋的相逢。我結束採訪，從大廈裏出來，撐著他給的傘，徐徐走在灣仔的街道上，不知覺間抬頭望著點點雨水留在雨傘上的痕跡，那一刻我知道，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