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羅志恒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 盛中明 研究助理

“十四五”（2021-2025年）行將收官，即將到來的“十五五”時期（2026-2030年），是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的決定性五年。本文測算了“十五五”期間名義GDP增速的底線要求和理想水準，並就“十五五”期間是否需要制定經濟增長目標、應制定哪些目標、如何完成目標提出了具體建議，以期為“十五五”規劃制定和相關政策儲備提供參考。

一、“十五五”期間我國名義GDP平均增速應達5%以上：

2035年邁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的底線要求

（一）“十五五”經濟增長目標的核心指引：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

觀察頂層規劃中關於經濟增長目標的表述，可以發現2020年以後，我國不再直接提及GDP總量翻番的目標，而是逐漸將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作為中長期經濟增長的核心指引。這一轉變有其現實背景，不制定具體的經濟總量增長目標是考慮到經濟增長面臨的內外挑戰具有複雜性和不確定性。而將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作為核心目標，有助於通過人均指標突出發展成果的全民共用要求，又以名義值直觀體現國民收入改善，同時也兼顧了目標導向與靈活性。

（二）到2035年，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的最低門檻預計為2.7萬美元

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GDP水準雖無硬性標準，但可以根據公開數據做出合理測算：2035年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的門檻約為2.7萬美元。這裏將世界銀行按照人均國民總收入（人均GNI）劃分的“高收入國家”作為發達國家群體。截至2024年，我國的人均GDP（1.3萬美元）已經接近發達國家（世界銀行劃分的高收入國家）的最低門檻。將發達國家中人均GDP最低的三個國家的人均GDP均值作為發達國家人均GDP的門檻。2024年，發達國家中人均GDP排名最後三位國家是瑙魯（1.3萬美元）、俄羅斯（1.5萬美元，2023年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和智利（1.7萬美元），均值為1.5萬美元。若以全部發達國家人均GDP的20%分位數，作為中等發達國家的參照門檻（即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GDP至少需要超過1/5的發達國家），則2024年中等發達國家大致對應克羅地亞和烏拉圭的人均發展水準，人均GDP約2.4萬美元。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門檻處於動態變化，到2035年其最低門檻預計為2.7萬美元。2014-2024年，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門檻從約2萬美元增長至2.4萬美元，平均增速1.7%。考慮到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大，保守估計未來10年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門檻的平均增速降至1%，則2035年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最低門檻約為2.7萬美元。

（三）2035年人均GDP達到2.7萬美元，要求“十五五”名義GDP平均增速最低達5%、理想目標約6%

要實現2035年人均GDP達到2.7萬美元的目標，取決於三個關鍵因素：一是2026-2035年實際GDP增速；二是物價水準；三是人民幣匯率變動。第一和第二個因素構成了名義GDP增速，考慮到未來的不確定性較大，有必要在“十五五”期間（2026-2030年）盡可能實現更高的名義GDP增速，減輕“十六五”的增長壓力，增強實現目標的可能性。參考歷史經驗，“十五五”時期應完成2025-2035年名義GDP增量的45%左右，既能為2035年目標奠定堅實基礎，又能避免過度前置增長壓力。歷史經驗顯示，前一個五年規劃期通常承擔約45%-50%的十年增長任務。同時，在2.7萬美元人均GDP目標下，匯率水準直接影響了以人民幣計價的名義GDP增速要求。2025年1-7月，美元兌人民幣平均匯率約為7.2，考慮到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人民幣在未來十年存在適度升值的合理預期。不同匯率情景，對應著不同的名義GDP增速要求。

情景一，人民幣匯率較當前大幅升值約15%，達到6.1（美元兌人民幣）要求2030年名義GDP要達到180萬億，“十五五”期間名義GDP需要年均增長5.0%。

情景二，人民幣匯率適度升值約8%，達到6.6（美元兌人民幣）。要求2030年名義GDP達到188萬億元，“十五五”期間名義GDP需要年均增長6.0%。

情景三，人民幣匯率維持在當前7.2的水準（美元兌人民幣）。要求2030年名義GDP達到198萬億元，“十五五”期間名義GDP需要年均增長7.1%。

綜合判斷，為確保2035年人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十五五”期間名義GDP年均增速的底線目標為5.0%；同時未來十年人民幣還需累計升值約15%。“十五五”期間名義GDP年均增速的理想目標可能在6%左右，這不僅為匯率升值幅度低於預期等不確定性提供緩衝空間，也能增強目標實現的穩健性。但鑒於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低通脹環境，實現6%的名義增速難度較大，或許只能作為努力方向。

（四）“十五五”期間實際GDP平均增速保持在約4.8%為宜，配合5%名義增速，要求GDP平減指數增速由負轉正

以2020年為價格基期，2035年實際GDP較2020年翻番，意味著2026-2035年實際GDP還需增加72萬億元。若“十五五”期間（2026-2030年）承擔2026-2035年實際GDP增長任務的50%，則“十五五”實際GDP平均增速需達到4.8%。與未來10年名義GDP增量在“十五五”期間的完成進度（45%）相比，實際GDP的完成進度宜更高一些，這主要是考慮到目前價格形勢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需要不含價格因素的實際GDP增長保持更加穩健的態勢。

歷史上日本、韓國等東亞趕超型經濟體在相似發展階段的實際GDP增速也在4.8%左右。

如果“十五五”期間實際GDP增速保持在4.8%左右，那麼要實現5%的名義GDP增速目標，就意味著GDP平減指數增速衡量的價格增速需要從目前的負值狀態回正。

二、政策建議

（一）“十五五”期間可考慮恢復設定明確的經濟增長目標，主要基於三點考慮

一是我國目前具備設定明確經濟增長目標的客觀條件。“十四五”期間，我國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的底氣更足、認識更充分、經驗更豐富。雖然“十五五”期間還將面臨人口老齡化、生育率下降等內部挑戰，但可通過大力改革緩解壓力並提高潛在經濟增速。

二是設定經濟增長目標是應對需求不足問題、促進供需平衡的現實需要。需求不足造成的供需失衡狀態，仍然是“十五五”期間需要重點解決的核心矛盾。設定明確的經濟增長目標有助於引領需求向供給平衡，這是實現充分就業、持續改善民生福祉的基礎。

三是設定經濟增長目標有助於構築中美大國競爭的總量基礎。大國間GDP比例關係是綜合國力對比的基礎。如果我國“十五五”期間名義GDP年均增長5%、人民幣適度升值，中美GDP之比有望在2030年達到80%，高於日本與美國GDP之比的歷史高點（1995年，73%）。相較之下，如果“十五五”期間名義GDP年均增速只有4%左右（匯率升值預期也將減弱），中美GDP之比到2030年可能僅達到約65%，只相當於2017年前後的水準，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二）“十五五”期間可考慮圍繞名義GDP增速提出一攬子目標體系

1、核心目標：名義GDP年均增速5%，實際GDP年均增速4.8%，總體價格增速由負轉正，也就是GDP增長要確立“名義”和“實際”增速雙目標制，實現“有就業、有收入、有獲得感”的增長。將名義GDP增速確定為核心目標的重要意義在於：推動名義工資增長，讓廣大民眾更直觀地感受到收入改善，增強消費信心和消費能力；改善企業定價能力，提升利潤率水準，幫助企業走出“價格下降-利潤下降-投資減弱”的惡性循環。

2、消費和居民收入增長目標：居民消費年均增速6.5%、居民收入年均增速6%、政府消費支出年均增速5%。“十五五”期間應更關注居民消費在經濟中的地位、優化需求結構。如果在“十五五”期末，將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名義GDP）從40%提升3個百分點至43%，則居民消費年均增速需達到6.5%，這要求居民收入年均增速達到6%、邊際消費傾向（人均消費/人均收入）從2024年68%適度回升至70%。同時，政府消費作為終端需求的組成部分，其增速宜保持在5%左右，避免對總需求形成拖累。

3、投資增長目標：製造業和基建投資年均增速保持在6.5%左右。到“十五五”末期，隨著價格水準改善和內需擴大，可假定淨出口絕對值較2024年下降約25%；同時，房地產進入新的穩定狀態，假定“十五五”期間房地產投資年均增速為-2%。在此背景下，如果居民消費增長目標能順利達成，製造業和基建投資增速還需維持約6.5%左右，才能確保名義GDP年均增速達到5%。

（三）“十五五”期間實現一攬子增長目標的可行路徑和政策重點

1、擴大內需的重點在於提振消費，首要的是提高居民收入、穩定居民收入預期，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和意願。“十五五”期間將居民消費率提高3個百分點至43%，要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要達到6%（2024年為5.3%）、居民消費傾向適度回升。提高居民收入增速、穩定居民收入預期首先要穩定就業，在初步分配環節完善勞動者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同時應多管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鼓勵上市公司分紅、大力發展股權激勵等，推動企業利潤向居民收入轉移。再分配領域，可考慮推動“國資-財政-社保”聯動改革，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財政規模，專項用於城鄉居民養老待遇。當前，城鄉居民養老的保險參保群體大部分是未能參與職工養老保險的中低收入群體，如果能將其月均養老金（不足250元）提升至農村低保水準（約600元/月），將顯著提升中低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也助於提高全社會消費傾向。

2、提振消費的重點在於服務消費，有必要優化假期制度，增加勞動者閒暇；加快以家庭為單位的流動人口城市化進程；補齊供給短板，提高供需匹配度。擴大服務消費可考慮的制度改進方向有：一是在落實勞動者權益保護的基礎上優化休息休假制度，增加勞動者閒暇時間；二是加快推進大中城市以家庭為單位的流動人口城市化進程，“家庭整體進城”帶來的服務消費增量遠超單個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可以構成服務消費增長的重要推動力；三是注重發揮公共投資和社會資本的綜合力量，補齊服務消費供給短板，提高供需匹配度。

3、擴大內需的另一個重點是穩定基建投資，有必要統籌中央與地方資源，在名義GDP增長目標要求下維持必要的基建投資增速。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後，製造業投資和基建投資成為穩投資的關鍵。其中，製造業投資應更多尊重市場規律，依靠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形成可持續動力。基建投資則是政策層面可以主動發揮作用的關鍵抓手。在地方化債背景下，近年來地方主導的基建投資（如道路、市政建設等）增速持續放緩。“十五五”期間仍要實現基建投資年均增長6.5%以上，可考慮以下發力方向：一是強化中央層面的基建投資統籌，通過中央預算內投資、特別國債等方式，加大對重大基礎設施專案的直接投資；二是探索地方基建投資的可持續融資方式，通過基礎設施REITs等模式，在嚴控地方債務風險的前提下，調動社會資本參與基建投資的積極性；三是優化基建投資結構，重點投向“補短板”、“托民生”領域，提高基建投資的品質和效率。

4、財政政策可考慮盯住名義GDP增速，大膽安排赤字和債務，確保必要的支出強度、支出增速不低於名義GDP增速。財政政策可考慮盯住名義GDP增速，按照名義經濟增長的需要安排財政支出，在此基礎上，應足額安排赤字和債務以保障必要的財政支出增速。

5、貨幣政策可考慮盯住扣除價格增速後的實際利率，在名義GDP對應的價格目標下，引導實際利率適度下行。貨幣政策需要關注實際利率水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價格水準較低的情況下，即使名義利率不高，實際利率也可能偏高，從而抑制投資和消費。貨幣政策可考慮盯住扣除價格增速後的實際利率，在名義GDP對應的價格目標下，引導實際利率適度下行，使實際利率處於促進投資和消費的合理水準，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