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戴肇洋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國政基金會財經組顧問

隨著特朗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宮，目前國際社會最為關心的莫過於，未來四年特朗普對中國的政策方向。若以政治的角度來說，從特朗普所公布的內閣人事布局來看，不論國務卿盧比歐(Marco Rubio)或是國防防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雖過去以來理念皆是屬於較偏向“抗中”的鷹派，但在特朗普要求“忠誠”、“集權”，以及遵循現實主義轉為克制、避免戰爭，甚至尋求緩和與北京的緊張關係前提下，最後仍然必須唯命是從配合特朗普意識。

若以經濟的立場而言，從特朗普所任用的內閣人事布局加以觀察，儘管其於大選前不斷放話，將會對來自中國進口的產品實施60%懲罰關稅，一旦實施勢必讓中國GDP削減1～2%的成長，其影響既深且遠。然而在特朗普的首任總統任期內曾經主張中美兩國必須「戰略脫鉤」造成爆發貿易爭端的貿易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並未入閣，將取而代之的商務部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未來可能聚焦“重振美國製造業”，以降低失業率為政策核心；再者，財政部長班森特(Scott Bessent)在接受「福斯(Fox News)」新聞專訪時則是指出，美國提高關稅目的乃是希望增加談判籌碼。由此顯示，未來四年美國在對中經濟政策上可能採取「共存共榮」步調。

特朗普未來四年面對許多經濟挑戰

也就是說，特朗普在大選期間中為獲致更多選民支持，而不斷發表頗激烈的“抗中”論述，隨著大選勝選將會讓之前的激情回歸理性。畢竟，特朗普在未來四年總統任期內包括：降低民眾失業率、提升企業獲利率、抑制通貨膨脹、縮小貧富差距、續保美元獨佔及提高儲備貨幣強勢地位等許多經濟挑戰必須克服，始能達到其所希望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之願景。因此，特朗普採取關稅作為經濟戰略核心，其背後目的旨在，先掌握“對抗”、“談判”籌碼，再透過“開價”及“議價”手段，並非希望爆發嚴重衝突，而是以商人之本色期待獲致最佳利益。此意味著，近年以來中美兩國緊張關係頗有可能轉為緩和。

誠如長期與特朗普關係頗為密切的智庫“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AFPI)”，於今年5月所出版的著作中指出，面對中國對美國造成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之下，採取“緩和”中美兩國緊張關係，同時解決自身脆弱問題是真正的目標。在該書中宣稱，美國此時應該促進經濟繁榮、加強產業供應鏈安全、提高軍事威懾力層面、落實能源獨立等韌性，以“抵消”中國的威脅，進而藉此避免戰爭，似乎說明特朗普未來將會是選擇“安內”優先“攘外”的治理思維。

特朗普透過關稅恫嚇迫使對手談判

此外，今年11月英國“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報告指出，特朗普宣稱針對貿易夥伴提高關稅，一旦實施，市場將會面對極可怕的威脅，包括美國與其往來的貿易夥伴；然而，隨著特朗普公布對來自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進口的產品課徵關稅，其實“是一種加碼的談判策略”，並非其新政府所承諾的新行動計畫。另一方面，美國聯準會(Fed)12月中旬將召開的FOMC會議決策，聯準會主席鮑爾指出，現在將投機性質的“關稅前景”納入貨幣政策決策，言之過早。亦即聯準會並不打算將12月是否再度降息25個基點的討論與難以預估的關稅動向，作為聯準會參考準則，而是回歸依據總體經濟條件所涉及的通膨、經濟成長等數據，更加顯示透過關稅恫嚇，其談判意圖重於承諾。

不過，值得重視的是，特朗普針對貿易夥伴課徵10～20%關稅，係指與美國生產同樣產品的競爭國家，例如：德國、日本都與美國在全球汽車市場上呈現競爭態勢，但是美國對德、日進口汽車的稅率，卻又遠低於德、日課徵美國進口汽車的關稅。很顯然地，特朗普未來將會採取“對等關稅”作為貿易談判主軸，以消弭美國與貿易夥伴競爭產品的關稅稅率之差異。

無庸置疑，特朗普一直以來皆是以貿易關稅為手段。這是其最重要的談判策略，如果拒絕遭到方式，特朗普可能揮下關稅大刀，藉此達到目的。因此，最近特朗普宣稱將會對來自墨、加兩國進口的產品課徵25%關稅之後，除了迫使墨西哥總理親自回應之外，加拿大總統甚至要求面見特朗普談判。至於針對中國卻僅課徵10%關稅，並非採取60%，許多學者專家認為，其最後真正追求核心，將會是重新規範中美兩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也就是進行調整國際社會熟悉的最惠國家待遇。

未來難以真正落實對中課徵60%關稅

亦即特朗普宣稱，未來將會對來自中國進口的產品課徵60%關稅，雖是最具威嚇性，但卻又是最無執行性。回顧特朗普從2016年競選期間中，曾經高唱對中進口產品課徵45%關稅，迄今其理念皆無變化；不過，依據今年6月美國稅務基金會最新統計，特朗普首任總統期間對中產品課徵關稅，儘管每年增加關稅790億美元，然而對美國GDP造成-0.2%的影響，其結果使得美國家戶平均每年增加支出625美元。

從過去八年實證的結果可以發現，國際社會頗為擔憂的是，如果特朗普實施“60%”關稅，極有再度可能重演1930年代美國國會通過《斯穆特-哈里法案(Smoot-Hawley Act)》，將關稅稅率提高至60%之後，卻又同時導致美國陷入經濟衰退、出口貿易萎縮、失業人口增加，最後更進一步衍生造成全球陷入前所未有經濟危機，甚至導致爆發二次世界大戰。

在此同時，檢視目前全球貿易結構已經截然不同，即使歷經COVID-19經濟封鎖、通貨膨脹飆揚、美元利率偏高衝擊，特朗普對來自中國進口的產品提高課徵關稅，僅讓中國輸美金額從第一名下降到第二名，中國對外貿易金額仍然續創歷史新高，不但全球從生產到銷售貿易鏈結仍然欣欣向榮，而且此一期間也促進了美國經濟的增長與就業之榮景。從上述中很顯然地可以指出，迄今為止特朗普不斷放言對中國課徵60%的關稅政策，其實是政治性意義超過商業性目的之口號，難以真正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