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記者  沈雨青

2023年9月，在外資撤離香港、港股近三成股票零成交等因素影響下，網絡上開始出現香港已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的論調，再輔以2023年11月29日，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通過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若美國總統確認香港經貿辦不符合在美國目前享有的特權、例外和豁免，香港經貿辦將需要關閉），此一論調，一時間甚囂塵上。

平心而論，要弄清這一論斷是否過於魯莽，先要弄明白，香港，如何能成為今日之香港。

故事或許要從1949年說起，當年10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深圳所在的寶安縣，17日，4萬解放軍部隊繼續向南推進，距解放香港僅有一步之遙。與此同時，當年駐守香港的英軍部隊不過萬餘人，根本無法抗衡當時勢如破竹的解放軍。但為什麼解放軍在離羅湖還有40公里的樟木頭地區停住了？

記者想，對於上述問題的思考，在今日同樣適用，一個不向中央交稅的香港，應該成為一個“類”內地城市嗎？它真正的定位，是什麼？在今日，它又該如何自處？

三個關鍵詞，找到出路所在

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HKU ICB）創始院長劉寧榮在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舉辦的“港大ICB新年展望論壇：巨變下的開放與復蘇”上，回答了記者的疑問。

他告訴記者，儘管“遺址”論言過其實，但確實反映了整個香港金融界面臨的巨大挑戰。

他認為其一，是疫情導致海外金融界人士離開了香港；其二則在於目前情況下，大家對於在香港投資的擔憂；第三點毫無疑議跟美國對中國政策有關，在香港金融市場超過半數上市企業都是中資企業的前提下，當中資企業一方面受經濟疲軟影響，同時又受到美國夾擊，導致包括像橋水這樣，曾對中國充滿信心的資金，都要從中國撤離。

所以當講到未來香港如何發展之議題時，他提到了三個階段，與三大關鍵詞。劉寧榮認為，從香港與內地的交往這一角度來看，經過了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香港靠信息獲勝，當年在中國內地最需要外匯，但是當時內地根本不了解外部市場的需求，不了解歐洲，也不了解美國，彼時的香港人充分利用了信息優勢，到內地去進口物品，轉口貿易去海外，甚至直接到中國內地投資建廠，生產在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最受歡迎的產品，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香港在第一階段取得良好發展。

第二階段是1994年開始的，彼時青島啤酒在香港上市，此階段中國內地需要什麼？是資本。內地透過香港市場，獲取了全球各地的資本，與此同時，香港與此相關的專業服務業獲得極大繁榮。

時至今日，劉寧榮認為，已進入第三階段，就是內地一直在強調的：創新階段。在地緣政治因素影響下，美國要跟中國脫鈎，跟中國產生科技上的冷戰，在這種科技冷戰之下，香港如果能夠確保它的特殊地位，那麼香港仍然能夠吸引到全球人才在這裏進行源頭創新，這對中國內地而言，仍有巨大意義。

事實上，將此三視角放在一起，劉寧榮認為，這三個關鍵詞（信息，資本，科技）對香港未來發展仍會起到的關鍵作用。

首先是信息，時至今日，內地仍無法獲得全球的信息，例如，劉寧榮提到，中國內地企業在Chat GPT的發展上，仍會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點是資本，劉寧榮指，中國內地資本還是受到種種限制，在香港則沒有這個問題，“香港可以跟全世界的金融機構聯通，今天不管你是取出50萬還是100萬，只要賬戶裏有錢，香港銀行不會拒絕。”

第三點則是一個全新的機會，在創新領域裏，劉寧榮希望香港扮演一個所謂“超級聯繫人”的角色。“我強調，第一，香港現在必須成為一座橋，且不是一座平的橋，而是‘拱橋’，橋中央必須突出，且能夠鏈接內地及海外，而且在鏈接時就要看到內地的需求與海外的需求。其次，香港這座橋要變寬，交流的領域不能受到太多限制。”

而今時今日，劉寧榮認為香港在建立“高等教育樞紐”，“大健康服務中心”等領域，都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現在內地人這麼有錢，他們需要什麼？如果他們不需要到台灣或中東的迪拜去進行醫療旅遊，在香港北部區就有一個非常好的醫療中心，那麼可以吸引多少內地的有錢人來？”

劉寧榮認為，可以將北部區變成香港特別行政區裏的特區，“如果我們可以吸引全球各地人才到北部都會區內的大學讀書，那麼在某種程度上不會影響到港人升學；建立醫療中心同理，你可以請到全球的醫療專家，但是這些醫療專家不需要到香港（落地）的，這個醫療中心，也不會影響香港醫療界目前的利益。”

資本不再，香港如何續寫往日故事？

對於“外資撤離”，劉寧榮則指，“《國安法》很重要，但如果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的話，如果把它當作一把劍，是否可以掛在那裏，掛高一點？”

“其實我今天也分享過，香港既然是一個國際大都市，它是中國的一部分，又與內地其他城市不一樣，那就要發揮它的‘超國際’功能。”劉寧榮認為，“超國際”功能，即是讓美國人、讓歐洲人在這裏賺到錢，“他們賺到錢了，自然就會生下根來了。”

劉寧榮指，過去三年，香港很多金融界專家，尤其是海外的專家撤到新加坡，但很多新加坡的專家撤去了杜拜，或許在疫情之下，這些專家們向往最自由的地方，但是今天疫情管控已經結束了，事情就回到原點，即哪裏能夠給國際投資者投資的機會、投機的機會，他們就會去往何方。“所以一定要讓美國人的腿，讓歐洲人的腿，讓英國人腿深深紮在香港。”

或許，本文以港大教授陳志武早在2003年的一篇《資訊自由與香港的經濟未來》中提到的觀點作為結語，再合適不過：香港最重要的是“制度資本”，香港的制度以法治、新聞自由和經濟自由不干預為中心，特別新聞自由一直是其政治、法律和經濟基礎設施的核心。這些無形的制度和傳統是香港最好的資產，也是特區繁榮的最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