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記者 沈雨青

今年諾貝爾獎壓軸的經濟學獎於10月9日揭曉，由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克勞迪婭·戈爾丁獨立獲得，以表彰其“增進了我們對女性勞動力市場結果的理解”，戈爾丁同時也是第一位以“唯一得主”獲得該獎項的女性。

她發現了勞動力市場上

性別差異的關鍵因素——生育

有人說，戈爾丁只是說出常識，勞動市場對女性有系統性歧視，幾乎人盡皆知。但是正如評審團表示的那樣，戈爾丁在研究中，正展現出“嶄新且令人驚訝的事實”。

“男女同工不同酬涉及歧視”，這是常識。

但戈爾丁的研究之“新”，在於她並未將女性職場所處不利地位的一切原因，歸咎於歧視。

戈爾丁在她的新書《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舉了一個例子：當代平台經濟（如網約車）在准入門檻和價格方面，已經做到不分男女，同工同酬。但實際上，女性司機的平均收入，還是比男性低很多，原因很簡單：男性更樂於接受長時間開車，加班熬夜，去危險的地方，女性則往往不會。

綜上，戈爾丁認為，這由此帶來的勞動參與率的差異，以及收入不平等，屬於個人的自願選擇以及自然現象，不能視之為歧視。

那麼究竟是什麼造成了上述“結果”呢，是什麼拖累了女性在勞動市場上的奮勇搏擊呢？

答案是婚姻、生育，以及社會對女性職能的期待。

戈爾丁的研究表明，性別收入差異如今大部分存在於從事同一職業的男性和女性之間，並且主要是由於第一個孩子的出生而產生的。借用記者同事的一句玩笑話，即：“沒娃的人不一定有錢，有娃的女生一定沒錢。”

事實上，無償的家庭和照護工作確實是讓女性職場之路尤其艱難的罪魁。而這在新冠大流行期間體現得尤其明顯。根據聯合國數據，在新冠大流行期間，全球女性每天花費在無償家務和照護工作的時間是男性的三倍，約4.2小時。因此，在2020年，只有47％的處於工作年齡的婦女參加了勞動市場，這一數字在過去的25年幾乎沒有變化。

香港會是個特別的例子嗎？

香港在近年來，湧現一批優秀的女性榜樣，無論是在商界（港版淡馬錫首位女性CEO陳家齊），政界（前特首林鄭月娥），還是文化界。

尤其在男女的勞動參與率上，與大家慣性的思維相反，香港男性勞動人口數量，甚至低於女性。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出版《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2022年版)》，2021年女性勞動人口達194.73萬人，而同期的男性勞動人口僅有192.31萬人。其中，女性勞動人口的參與率亦自1991年起總體上升，由1991年的47.9%升至去年的54.2%；男性則大致下降，由1991年的78.9%跌至2021年的65.8%，顯示在香港，兩性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差別逐步收窄。

這讓許多人大讚“女傭釋放了香港女性勞動力”，但諷刺的是，這一觀點，反而恰恰暗示了“家庭工作理應由女性擔當”的思維定勢，從思想上進一步肯定了“女性應承擔更多無償的家庭照顧工作”的論斷。

此外，我們還要看到另一個數據，在香港，男性與未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幾乎相似。2021年，香港未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為70.2%，男為69.1%，即未婚女性勞動參與率數字比男性還高。

所以，很不幸地，從上述方面綜合來看，香港不僅不特殊，甚至再次佐證了戈爾丁的研究——“已婚女性在職場上與同齡男性及未結婚（生育）的同齡女性的差距，是從生育首個子女後開始出現並拉闊的。”

那麼如果我們從最能體現女性地位指標的政治實權領域來看呢？

畢竟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香港女性成為政治實權領域的主官，這是女性擊碎職場天花板的力證。

確實，香港公務員體系中，女性的首長級人員數目，從1991年年中的129位大幅增加至2022年年中572名，女性首長佔到總人數的41.1%。但這意味着香港女性享有高度的政治地位嗎？實情恰恰相反，在港府“政治委任制度”下，需由國務院任命的“主要官員”共26人，其中女性官員僅有6人，佔比僅為23%。這個數字與前述“首長級人員”中的女性佔比（41.1%）數據完全不對等，顯示香港女性在“政治實權”領域中，仍然與男性有相當大的差距。

有觀點認為，上述現象在很大程度上與“女性在職場上常當副手”思路類似，這批港府中的職業女性憑藉自身努力，成為今日港府的中流砥柱，但並非“實權派”，顯示香港政界仍以男性為主導，他們選擇女性擔任自己的副手（或港府公務員體系中的秘書長職位），實則更可能是認為女性“更加能幹且對自身不具備高度威脅性”，而這亦是另一種含蓄的“正向歧視”。（本段觀點引用自BBC報道《特稿：香港女性地位的矛盾現象》）。

但她也證明了性別差距會隨時間而變化

但暴露問題，本身就是解決問題的開端。在記者看來，這也是戈爾丁性別經濟學獲獎的特殊意義之一。

儘管在前文中，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伴隨着經濟成長和勞動力市場中女性比例的上升，但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長時間內幾乎沒有縮小”這個結論，但從戈爾丁的研究中，記者也欣喜地發現：“性別差距會隨時間而變化。”

戈爾丁在自己的新書中，將20世紀初至今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群體分成了五個組別，研究世代的演變歷程。她發現，美國的女性大學畢業生，一個世紀前佔年輕女性的比例不到3%，但如今，女性大學畢業生幾乎佔美國20多歲女性總數的45%。一個世紀前，很少有女性有勇氣和經濟能力掙脫壓抑的婚姻，但在其第四組別研究對像中，已經有不少選擇推遲婚姻和家庭，以事業為先。第五組成員則進一步提高了結婚年齡：美國副總統的哈里斯，更是選擇在50歲結婚 …

以上這些或許未必令人感到欣喜的轉變，都是女性在不斷向職場天花板發起衝擊的力證，但與此同時，如何降低職場女性的婚姻、生育成本，讓女性不必為獲取高職位而壓縮個人需求，或許才是戈爾丁的研究中，更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

而鼓勵男性與女性平均承擔無償家務與護理工作，打破對男女分工的思維定勢，甚至不再因為女性的生理弱勢，想方設法在職場以“為你好”的形式，給予女性更多“特殊” 照顧，都是讓女性婚姻、生育成本不再如此高昂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