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記者 沈雨青

在普羅大眾的印象中，公職人員中較高職級的空缺，通常較低職級的人士，通過晉升的方式來填補。

例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就是於1977年加入香港警務處，由見習督察開始做起，直至成為特首。

但在香港公職人員中、在香港公務員隊伍中，乃至港府的問責制高官中，還有不少特殊的存在，他們在加入政府或政府下屬機構之初，便一次性跨過數層職級，一躍成為高級官員或機構領袖，他們大多出身香港望族，除本身學歷過硬外，其家族在香港亦有相當高的社會影響力。

脫胎於香港特有的“統治模式”

有學術觀點認為，追根溯源，這是因為在回歸前，香港華人社會原本就是一個通過“本地鄉紳”而“間接統治”的社會，所以即便在今日之香港的政治體系中，本地望族仍然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這一特色，在回歸初期，尤其明顯。例如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他是特首，也是香港已故航空巨頭董浩雲（董兆榮）的長子，在董浩雲逝世（1982年）後，更全權接管過世界七大輪船航運公司之一的東方海外公司。出任香港行政長官後，儘管董建華雖辭任東方海外的一切職務，但其與其弟董建成一直透過信託基金擁有東方海外，直至於2017年出售東方海外予中國遠洋海運集團為止。

而截至目前，我們仍能在本屆港府中找到此類模式的影子。陳智思就是相當具代表性的一位政治人物。他因積極參政議政，在香港有“公職王”的稱號，在公職服務上，他涉及的範疇有：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香港賽馬會董事局成員、M Plus博物館主席、大館文化藝術有限公司主席、香港地方誌中心執行委員會主席及團結香港基金理事會常務副主席，其過往公職更是不計其數，包括行政會議召集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主席、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司法人員與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主席等等。

但與此同時，這名“公職人員”，亦是商人，以及富商之子。泰國最大的華人銀行－盤谷銀行，就是由其祖父陳弼臣創建；被譽為泰國版養和醫院（香港頂尖私家醫院）的泰國康民醫院，其發展壯大，亦不乏陳智思本人的助力。受惠於其家族淵源，他本人在香港商界的聲望亦相當之高，目前，他在商界的職務包括但不限於香港泰國商會主席，盤谷銀行(中國)顧問，以及數家本地及海外的金融服務公司及泰國康民醫院大眾有限公司董事會成員等等。

在本屆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中，亦有一位丘應樺局長，家庭背景備受矚目，其祖父是清末著名詩人和愛國志丘逢甲。但與本文中出現的其他公職人員不同的是，儘管其在加入政府（2022年6月19日獲國務院委任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同年7月1日正式上任）之前，亦沒有政府工作經驗，但現年63歲的他卻是憑自身努力，在航空業和跨國大型企業（而非家族產業）中踏踏實實服務過40餘年時間。他1982年加入國泰航空，先後歷任國泰航空服務董事、國泰港龍航空行政總裁，大灣區航空董事會成員並兼任行政總裁等等職位，此外，在國泰期間，他亦統理集團內多家附屬公司的業務和運作，包括國泰航空服務有限公司、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限公司、國泰航空飲食服務（香港）有限公司、雅潔洗衣有限公司和上海國際機場地面服務有限公司等等。

而這樣的操作，在內地並不常見，儘管內地各級政府官員可能出現由國企、央企領導、或高校高層調任的情況，但直接邀請“體制外”人士擔任公職，乃至政府高官，仍是鳳毛麟角。

公營機構更常見

但這樣的現象，在香港公營機構中，就更常見，最為典型的莫過於“香港貿發局”的數任“主席”。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是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條例(香港法例第1114章)，於1966年成立的法定組織。其歷任理事會主席，均為香港商界領袖或專業界別的精英。

例如，曾任華人銀行、九龍巴士及牛奶公司等企業董事長職務的周錫年；出身於香港望族－簡東浦家族（其父簡東浦曾有份創辦東亞銀行），歷任東亞銀行董事、主席，香港律師會主席，市政局、立法局及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等職位的簡悅強。

還有大名鼎鼎的已故船王包玉剛二女婿，前九龍倉集團董事局主席（現任首席顧問）——吳光正，值得一提的是，他1996年曾參選行政長官選舉，是除董建華外，另一個特首職位有力的競爭者。

包括現任貿發局主席林建岳，其個人經歷亦不外如是，他是已故巨富林百欣的次子，俗稱“岳少”，除了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這一職務外，他還是麗新集團董事會主席，值得一提的是，《無間道》就是他所投資的。

當然，立法會中，亦還有不少富商巨賈或學界大儒（如田北辰、邱達根、陳祖衡等等）參政議政的代表，受限文章篇幅，此稿暫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