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首席記者 納婕謐

香港該怎麼繼續下一步，是現在每個關心香港的人最關切的首要問題，無論是關於“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否穩固的爭論，還是對大力發展科創的質疑，本質上都顯現出香港轉型之路的不易。

各家建言獻策之時，記者特地采訪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特首政策組專家成員、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及副院長肖耿教授，看看決策層的智囊團們有何新思路。

記者：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過去一年多來受到地緣政治等多重因素影響，香港金融業現狀究竟如何？

肖耿：整體來講，香港金融業確實受到衝擊，但它具備韌性。

首先，香港的資產存量依舊非常大。香港GDP大概占內地GDP的2.5%，但香港金管局的資產負債表相對於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比例差不多達到了10%。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香港有非常完整的金融產品的生態體系，內地很多企業和家庭，包括內地政府，很多海外資產都是放在香港，或者是通過香港把資產分佈到全世界。

最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到我們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去訪問，他也提供了一個佐證資訊，據金管局數據顯示，過去三年香港整個銀行系統的資金是淨流入的，這很不同於很多媒體的報導。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呢，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沒有太大的變化。

這一點是很了不起的。因為香港在過去幾年裏經歷了疫情、社會事件、中美貿易戰，同時還正在經歷內地宏觀經濟低迷，面對所有這些衝擊，香港沒有出現金融危機，貨幣很穩健，金融機構也很穩定；樓市這塊，雖然地產商現在的收入不是很好，但是沒出現破產或爆雷的現象；零售業確實在萎縮，但也沒有出現不穩定的問題。

從功能上來說，香港金融是為全球的實體經濟服務的，同時也是高度開放的，當它的服務對象和外界環境出了問題，它自己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最顯然的例子就是當整個市場相信內地宏觀經濟政策出現變化時，港股上來了。而當市場對政策有悲觀情緒的時候，也會反應在股市表現上。這也顯示出香港金融市場，特別是股市，是非常靠譜的，因為它會講真話，反映出實際情況。

因此總體來看，香港金融體系本身並沒有什麼大問題。但是金融是為實體服務的，目前實體經濟確實遇到了困難。

記者：實體經濟具體面臨哪些挑戰？

肖耿：現在北上消費的趨勢很明顯，並且有長期下去的勢頭。深圳又便宜，服務又好，地方又大，北上消費是很正常的現象。香港跟深圳只有一河之隔，這麼近的兩個區域不可能價格長期維持很大的差距，一定是會越來越靠近。

另外一個挑戰是，香港原來是作為歐美經濟和內地經濟的溝通橋樑，香港很多精英都是從美國、英國學習回來的，做的業務也是和歐美相關。但現在不一樣了，整個世界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內地和香港的很多業務來自於中東、東盟、俄羅斯等。香港需要學會適合和應對這些變化，政府官員也需要從以前的小政府思路轉變為積極作為的思路。

最後，香港和深圳兩地在實體經濟的領域目前還是受競爭思維影響。一個企業來到香港後，不管是人還是錢，還是貨物，一下子都變得非常自由，可以從香港去到世界任何地方，但是成本很高。企業如果選擇內地，成本的問題倒是一下子得到解決了，但它不是很自由，因為內地有外匯管制，體制也和香港不一樣，所以企業過去長期面臨二選一的情況，是去前海還是香港？2022年香港財政支持下建立的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跟內地的招商引資本質上都是一樣的，這就是香港和深圳競爭關係的體現。

記者：您說的這個二選一很有意思，現在內地企業正在進入出海2.0時代，如果說深圳和香港採取競爭方式不是有利兩地的最優解，那麼應該朝向哪個方向努力？

肖耿：香港應該和大灣區1+1>2，打造出一個特區中的特區，在那裏既有香港的自由，又有大灣區的低成本，把香港從對全世界開放，但是不對內地開放，變成不僅對全球其他地方開放，也對內地開放。

具體來說，就是在香港北部地帶劃出一片區域，香港海關往南撤出幾公里，這片區域就是關外區域，內地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企業，可以不需要簽證就過來這片區域，按照香港的制度進行活動和管理，同時這片區域的水電氣由深圳供應，降低建設和生產成本。這片區域的稅收由香港負責徵收，但是與內地共用，這樣就調動起來內地地方政府與香港合作的積極性。

這個特區一旦建立起來，就給了跨國企業一個選擇，在香港設一個總部，就可以見到內地客戶。內地企業同樣道理，在這片關外，享受香港的自由和開放，同時成本也降了下來，這樣的特區肯定會旺。

香港現在就面臨一個這麼好的機會，但是不願意做，因為觀念還沒改過來——深圳河是堅決不能動的！海關往後一撤，那就不是一國兩制了，但是實際上，這個東西是非常簡單的。就像在機場一下飛機就是進入香港了，但是還沒過海關。內地人不需要進入香港關內，但是實際上已經進入香港境內。

這個就叫制度創新。香港要想辦法讓這麼好的制度體系為廣大的企業服務，金融與實體經濟配合一定要有抓手。

記者：觀念的改變確實是很重要的，您一直為香港政府建言獻策，可以透露一下您的這個設想目前推廣進展如何嗎？

肖耿：對於傳統的政府官員來講，這個想法實在太大膽，很多人一聽就說不可能！但哪有什麼不可能，當時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也是人家覺得不可能的，所以這才叫創舉，一個國家是可以有兩種制度的。大灣區和香港都需要解放思想。

制度創新是個系統工程，它超越了所有政府官員的本職工作。建立特區中的特區，牽涉到法律、稅收等很多配套事務，對政府官員來講，他就管他職務內的事情，這事情與他無關。

所以一定要學者、專家先研究，提出具體的方案。從時間表來說，以我做過很多公共政策研究的經驗，歷史上都是當遇到困難的時候，政府才會去動腦筋，為什麼提出一國兩制，就是因為談判遇到分歧，英國和中國有不同意見，但又一定要達成協議，那就有一國兩制了。

現在情況也是這樣，如果香港繼續按照原來這那一套做的話，走投無路，因為成本太高了，無法為走出去的內地企業服務。思想不解放，制度無法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