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肖耿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與實踐研究所所長、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實踐教授、香港國際金融學會主席

新質生產力的競爭本質上是兩個大國間的系統性競爭，因此，我們需要借鑒錢學森的“開放複雜巨系統”理論來分析。在這個巨系統中，最關鍵的是生產關係。

按照經典理論的觀點，生產關係與生產力同等重要，而生產關係的核心即是國家治理。國家治理涉及到一個重要的矩陣，即不同部門和板塊之間的博弈，其結果形成了我們稱為產權基礎設施的規則體系，這些規則明確了權利與義務。

在中國，這些“板塊”極為複雜，包括地方政府、企業和家庭等。地方政府既是政府機構也是市場主體，且受到中央政府政策的極大影響，這種影響在美國較為穩定的地方政府體系中不常見。中央政府的任何政策變動都會直接影響企業和個人。

一個重要的概念是，企業已經融入了全球市場經濟的DNA，包括法人制度、股票和公司制度。公司的法人和所有利益相關方共同組成的團隊的效率直接決定了企業的資產利潤。法人的資產負債表體現了成本，所有這些利益相關方都應得到相應的報酬。最關鍵的是，法人通過合同關係將整個市場聯繫起來，無論是地方、全國還是全球勞動力市場，這些合約關係定義了我們所說的統一大市場。

儘管中國的統一大市場尚未完全建立，但我們正在逐步融入全球市場，吸引海外人才回流。家庭是基礎單位，關鍵在於人才培養，而人才的培養主要發生在家庭中。如果金融服務不能服務於家庭，就無法創造新質生產力，人才發展也將受阻。中國在這方面非常幸運，因為家庭對教育的重視為我們探索創新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了條件。

此外，國家治理的一個關鍵環節是產權基礎設施的建設。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所有市場行為都受到產權基礎設施的制約。必須明確界定權利，並確保交易平臺和糾紛解決機制的有效運作。這三項都是公共服務，需要政府參與，市場單獨無法完成。

中國過去40年的改革，實際上是在學習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產權基礎設施。一旦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能認識到市場的品質背後是政府的品質。政府如果將這三項工作做好，市場自然也會表現良好。香港和新加坡的高效率就是這種機制的直接結果。

接下來這張鮮為人知的圖非常關鍵（下頁）。圖中展示了全球十大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其中黃色部分代表中國。

我們可以看到，在2020年疫情前，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總額超過了美聯儲、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這是因為我們之前的大量支出促進了供應制度的改革。然而，到了2020年疫情期間，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黃色的線條顯示，自2015年乃至可以追溯到2012年起，中國的宏觀經濟一直處於緊縮狀態，我們自己卻對此渾然不覺。這種緊縮是因為之前的擴張過於激進。

而在2020年，圖中的紅色線條代表美聯儲，顯示其大量印製貨幣。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亦採取了類似行動。這反映出美國、歐洲和日本將貨幣視為戰略性工具，用以應對疫情、地緣政治挑戰，包括俄烏戰爭、中東戰爭以及與中國的貿易戰，他們真正懂得如何通過創造金融風險來解決這些問題，從而支持實體經濟。而我們對此的反應明顯滯後，這就是這張圖的重要性所在。

該圖還顯示，自2000年以來美元的購買力下降了超過40%，儘管如此，美元價值仍在上升。圖中的綠色線條代表美國的利率，其實際利率在某段時間內變為負值，這一階段美國經濟處於強制性宏觀調控期。

與此同時，中國的實際利率則相對較高。中國人民幣的購買力有所上升，但中國的宏觀經濟貨幣供應一直未見起色，這是一個遺憾。關鍵在於，雖然財政部有印鈔的能力，但關鍵時刻未能行動。目前的狀況是，普通百姓、企業和地方政府都缺錢，只有財政部有能力發債。美國可以通過印錢購買必需品，我們也要有信心人民幣同樣可以用來購買商品。

如前所述，我們應通過用時間換取空間的方式，創造可控的未來風險來解決當前問題。實際上，央行和財政部的潛力巨大，因為我們印製的大部分貨幣是通過外匯流入實現的，而通過發債印製的貨幣相對較少。

（原文標題：金融如何促進新質生產力。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