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記者 沈雨青

“內地人你罵他們有些人不排隊不守規矩，他說：‘你也是中國人’，你罵他們有些人濫用本地資源，他說：‘你也是中國人’，你罵他們有些人坑蒙拐騙，他說，‘你也是中國人’……”

以上，是2014年BBC的報道中，一名香港受訪者的“發言”，而彼時，內地與香港正因“內地幼童當街便溺事件”，炒得不可開交。

其實記者相信，在內地的北上廣深，異鄉遊客與本地居民之間也發生過這樣的摩擦，但這些故事一定關乎“歧視”與“偏見”嗎？我想未必。

套用香港作家陳冠中的話，“‘香港人’及‘中國人’之分”根本是“假問題”，因為這兩種身份是並行不悖的，其中“香港人”指的是城市身份，而“中國人”則是國族身份。

而動輒將香港民眾與內地民眾的分歧，上升到“族群”的層面，先不論孰是孰非，這種分類本身的邏輯就是說不通的。

“差異”是如何產生的？

我們先從上個月一則網絡熱帖開始說起，當時有內地遊客在網上高調發表了一篇，自己是如何花費約100元租借他人年卡入迪士尼遊覽的視頻。

罪行被揭發後，該名內地遊客反駁，是樂園監管不力造成的漏洞，強調因樂園工作人員審核不嚴，自己是不想做“水魚”才出此下策，並稱“如果當場被揭發，我是會乖乖守法的。”

寥寥數語，將內地與香港這兩個城市之間的“習慣差異”盡數揭示出來。即，有內地遊客認為：這是監管的問題，由於監管並不嚴格，我不佔便宜，別人佔了，我就吃虧了；香港市民則將此行為視作對規則的不尊重，甚至將此行為上升到內地遊客法治觀念淡薄的高度。

但以上“分歧”，在北京大學深圳校區教師于長江眼中，同樣是個偽命題，它既非是“歧視”造成的結果，更不應該被放大為兩地民眾中存在的概念化“差異”，來進行討論。相反的，在于長江眼中，港人文化的“根”與內地廣東地區同宗同源，主要是嶺南文化，香港文化的底層邏輯與內地人並無太大區別。

“不要將它歸因於‘正式制度’的差異，要說差異，內地不同地域之間本身就存在很大差異，可能比香港與內地某個特定地區存在的差異還要大。不信你去問廣東普通民眾，很多人會說，跟港人交往，在日常接人待物、語言、習俗、餐飲等方面，比跟北方人要更相近，更順暢。”換言之，于長江認為，香港人與內地一部分人之間存在的，更多的是地域差異，而非一些根本性、原則性的差異。因為他堅信，港人原本的嶺南文化，包括廣府、潮汕、客家等，其歷史文化底蘊之深厚和韌性之強，是百餘年的港英殖民統治根本無法抹去的，“自古以來，南方沿海基層民間社會對於各種自上而下的外部力量的調適和應對能力非常之強，我不相信一個英國殖民統治，能把香港改成什麼樣？”

于長江認為，造成港人與內地人產生行為模式差異的根本原因，在於當地社會的“現代化”發展程度，以及都市化和產業化的不同類別。

“比如‘借年卡’，我相信這件事如果發生在上海北京，在主流社會遭遇的鄙視程度，絕不亞於香港。”因為這些城市的現代產業化程度都相當，舉例來說，“相較其他城市，港澳地區很可能一個普通的大爺大媽，都會開賬戶炒股，都能參與當地的金融體系，但這在其他地區，或許是不可想像的，而炒股這件事本身就要求參與者要有規則意識和誠信、契約精神。”于長江指，記者前述提到的“香港人擁有的強烈的規則意識”這個觀點，實則是港人“職業道德”的外向性表現，因為香港社會具有更多更普遍的工商業傳統和金融業氣質，要求本地居民，需要具有高度的規則意識。所以兩地民眾對同一事件的不同理解，實則是“個體”對“社會規則”的反應，是當地社會特性造成的“差異”，他相信，一個內地人在香港待久了，同樣會形成香港的“規則意識”。

“還有比如‘守時’的問題，它一直被認為是衡量一個地區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但這同樣是因為產業化、城市化等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生產方式和生存狀態的改變，對當地居民提出的要求，比如現代化程度更高的城市，對‘守時’的要求會更高。”

而相反的，于長江認為，近年來內地人對港人產生普遍的失望情緒的根源則在於，由於香港發達程度一直比較高，內地人可能對港人綜合素質抱有過高的、過於苛刻的期待，似乎發達地區的人，都必須是文明禮貌舉止優雅善解人意的人，其實，大家都是普通人，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忙於生計，辛苦討生活，誰都不是聖人，人們的教育背景、階層、修養、生存狀態千差萬別，我們誰都有缺點毛病，人無完人，而一部分人產生所謂的“歧視”“外地人”的情緒，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可能有，任何地方的人的素質都有高低差異，是很難避免的，沒必要上綱上線。

如何消解“分歧”？

“人可以把任何事情都歸納為一個‘概念’，但我們必須考慮，這種歸納，會造成什麼後果。”于長江認為，內地與香港之間，首先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所謂概念化的、“思維模式”上的差異。

而兩地民眾頻頻見諸報端的所謂“分歧”，在于長江眼中，無非是由於“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社會相對開放，所以言論中產生的歧見，都會被放大、被暴露出來。”實質上，這所謂“分歧”，很多是源自於前文中提到的“大傳統和小傳統、地方性和總體性的差異”。

“你問我兩地如何消弭誤解，我覺得，總的大原則應該就是俗話說的‘入鄉隨俗’，首先要主動去了解當地的‘俗’，真有難以適應的差異，辦法之一就是內地要與香港進行就事論事的、不抱成見的，包括討論、爭論、審辯和協商在內的交流，直到雙方商量出一個中間地帶。”于長江指，事實上，這樣的交流，在民間已經有了非常良好的基礎，他以兩地的生意人舉例，“比如深港兩地做生意的，有經常交往的，根本不存在誰歧視誰的問題，大家存在的，只是一個習慣上的差異，比如你約我7點見面，可能我最開始會遲到，但在熟人式的抱怨責怪中，我們會慢慢找到一個中間點，達成一個小的共識。”

“首先，得相信，別把人家推到一個無法交流的地步。”于長江指。但正如“內地幼童當街便溺事件”不幸成為了內地與香港關係的轉折點一樣，于長江唯一強調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自覺尊重對方，絕對避免任何人利用這些差異，來上綱上線，激化矛盾情緒，讓普通民眾開始選邊站隊。”

而回歸文章本身，于長江的上述觀點，恰恰呼應了本文“來香港，這些禁區什麼時候都不能闖”這一主題，即從我們內地遊客的角度出發，當我們身處香港地界，更須尊重當地的社會規則與法治體系，更要對違背社會公序良俗乃至違法的事堅決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