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驚小怪”的學術界

来源:香港經濟導報    2023年03月20日    版次:P30

文 ︱ 本刊記者 沈雨青

去年11月,OpenAI發布了ChatGPT,這個利用人類反饋強化學習(RLHF)技術訓練出的程序,一經發布就在瞬息之間搶佔了全球的頭版頭條。

不論是用它聊天、整合資料,解決問題,乃至從事創新性工作,它表現得都相當出色。不過作為顛覆性的創新技術,ChatGPT天然地呈現出對現有社會秩序的巨大衝擊,就學術界而言,首當其衝的是大學,且有蔓延至整個科研生態領域之勢。

教授:“適度反應好過反應不足”

今年1月,北密歇根大學哲學教授安東尼·奧曼在批改學生有關宗教議題的論文時眼前一亮,一篇措辭嚴謹、舉證得當、觀點簡明、語法滿分的文章出現在他的視野當中。

但這篇近乎完美的論文出自一名學生之手,這一點卻相當可疑。在安東尼教授後續的查證中,學生承認自己確實借助了ChatGPT作為撰寫論文的主要工具。其實豈止高校學子,當時ChatGPT上線僅月餘,數據顯示已有超百萬網友利用它生成文章。

大量的“科技與狠活”,一夕之間讓全球學術界開始警惕起來,今年1月,紐約市公立學校宣布禁止學校的裝置和WiFi網絡連接ChatGPT服務;2月17日,香港大學去信教職員和學生,禁止在課堂、功課和其他評估中使用“ChatGPT”或其他AI相關工具……

在此前提下,學術界的天平究竟應該傾斜向學術倫理,還是科技創新?帶着這個問題,記者找到了學術界人士及科技界從業者。

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部副教授和經緯認為,儘管在如何平衡學術倫理與科技創新的問題上,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們目前也沒有完全一致的意見,但他認為“適度的reaction(反應),好過under reaction(反應不足),因為大學是一個需要堅持倫理操守的地方。”他說:“尤其作為納稅人資助的學府,公立大學承擔有社會使命,需要有完善的質素保證機制。將學術不端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這就是公立大學的責任。”

“大驚小怪”並非言過其實

但在記者看來,學術界對於新技術的態度從來都是一以貫之的,一以貫之的“大驚小怪”。

記者翻查資料發現,每1到2年,學術界就會面臨一個看起來可能會對高等教育產生破壞性影響的事件。

在谷歌等搜索引擎建立之初,有觀點認為搜索引擎技術會讓大學生無法完全理解不同類型的信息,無法區分出“好”與“壞”的差別,並因此遠離圖書館,同時降低他們就讀大學的意義與價值。

進入二十一世紀,人們開始擔心網絡不良信息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危害,據2017年一項調查,87.1%的中小學教師認為,沉迷網路會影響未成年人與家人(朋友)的溝通交流。

在人工智能時代,曾在倫敦國王學院教授文學的作家馬爾凱(Stephen Marche)更直接將ChatGPT對教育的影響,上升到“整個傳統將徹底被顛覆”的地步。

儘管IDEA研究院院長辦主任陳志鴻同樣提醒記者,“在沒有更好的技術去分辨(是否涉及學術不端)的前提下,(學術界)這樣的反應是合理的。”但正如前文中安東尼遇到的情況一樣,和經緯博士也提到,如果看到學生的文章“英文寫得太好,就高度可疑了”,足見截至目前,分辨一篇文章是否為AI的傑作並沒有那麼困難。

加之AI大模型的算法側重於模式,這就會導致大量重複或公式化的語言。記者在親身體驗中也發現,儘管利用ChatGPT寫出的論文論據嚴謹且文本正確率高,但文本缺乏人類寫作的微妙和複雜性,只要寫作主題一致,AI文章的語氣、風格和視角就會如出一轍。相信學生在了解到AI生成文本技術的局限性後,也幾乎不太可能依賴它。

借用斯坦福大學吳恩達的話:“擔心殺人機器人的出現就好像擔心火星上人口過剩一樣。”簡言之,記者認為,截至目前,一個由於技術變革導致人類倫理徹底被挑戰的時代,還遠遠沒有到來。

我們在追求分數,還是知識?

回到議題本身。鼓勵作弊、損害獨立思考、妨礙人文教育,是學術界目前對ChatGPT等新技術的主要指控,但技術本身是沒有倫理概念的,我們在探討技術帶來的危害前,首先應該探討的是人對倫理的理解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GPA(成績)對於本科學生來說很重要,但我的很多學生是在職的研究生,他們其中不少是本地公務員,這些在職人士回到學校裏來,就是為了學習真知來的。可能你給他這些AI工具,他們都未必願意使用。”和經緯博士認為,對於高水平大學而言,學校對學生操守也應有基本限度的信任,對於和經緯博士本人而言,他更稱“我個人完全不需要它。”

而作為人工智能技術成果轉化的專家,陳志鴻則認為與其擔心人工智能帶來的倫理挑戰,不如關注如何讓這項新技術發揮更多的正向意義,“就好像最初的蒸汽時代,當年那些紡織工人手工生產的布匹,也很好,但是有了新技術後,生產效率成倍提升,人類才跨越式進入了工業革命時代。”儘管新技術會淘汰很多很好的生產方式,但陳志鴻指,生產效率的提高,對人類整體而言,意義才更加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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